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实践论》《矛盾论》写作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一、历史背景
（一）、《实践论》写作的必要性
1、从认识根源上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段传奇而又曲折的路程。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1924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这两次挫折虽然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但外部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是通过党内路线错误而得手的。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全党需要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2、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全党在观念上进行一次大的转变
1937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更大了。如何适应形势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如何帮助全体党员和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水平，增强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学会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理论任务。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因此，为了胜利地肩负起新的任务，党在这时必须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党内长期存在而没有彻底解决的思想问题。党内思想问题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即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问题，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在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曾经有一部分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确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人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为了揭露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以利在政治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毛泽东认为不能回避哲学阵线上的斗争，必须在哲学阵线上击败他们。为此，毛泽东1937年7、8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曾以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演讲。
（二）《实践论》写作的可能性
1、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和极其深刻的教训
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革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不是要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首先学习已经有了的并且被俄国十月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也积累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国情特别复杂：毛泽东当年判定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判定表明中国革“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由此造成了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二、命有以下特点：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入侵中国，它们之间不统一，由此造成了它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的不统一。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四、“中国是经过了一次革命的国家”，准备了革命的力量，但阶级对抗也特别尖锐，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革命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往往更深刻、更丰富、有更多特点，对这些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上升到哲学高度，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就可以反过来指导中国革命。
2、 暂时的平静使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西北军吃了红军的几次败仗，剿共态度更不积极了，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这里。西安事变（1936年月12月）又促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就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研读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并需要把这些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了，此时(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经过3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班上需要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在党中央的坚持要求下，毛泽东又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用几个星期时间写了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这样完成了。“两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并具体地、灵活地、巧妙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如果说，《实践论》是从认识上来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那么，《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揭露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唯物辩证法的轨道。在培训班上毛泽东用两个小时左右时间，来具体讲述《实践论》和《矛盾论》。讲解时毛泽东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有着诸多的有利条件。
第一、从国外社会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消除了、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从国内社会分析，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不仅给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提供了环境条件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肃清“左”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战斗力的必要性，这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前期难得的国内环境，从延安根据地具体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化生活和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特殊环境。
二、内容讲解
（一）实践论
《实践论》极其生动和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发挥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关于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全文集中论述了四个问题。
第一，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错误，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类的认识。毛泽东还分析了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即生产实践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毛泽东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即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另一个是实践性，强调了理论依赖于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第二，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回答了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人的认识发展总过程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以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分析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论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并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穷尽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第四，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它们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即认识的主观片面性，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都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揭示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总之，《实践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违背辩证唯物论的错误实质，并用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思想武器来批判和克服它们。《实践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它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武装了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延安整风运动作了理论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矛盾论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及其在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述和发挥，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全书共七章，包括六大问题和一个结论。
第一，阐明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指出形而上学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而唯物辩证法则是用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观点看世界。形而上学坚持外因论或被动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事物外部原因引起的；
唯物辩证法则坚持内因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
第二，阐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含义：其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其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具体分析说明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存在和发展。
第三，阐明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三种情形，即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有特殊性，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
特殊性是与普遍性相联结的，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
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第四，进一步阐明了矛盾特殊性中的两种情况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矛盾的两方面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并说明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要性。
第五，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同一性也就是矛盾的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联结、互相合作，它表现为两种情形：其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其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第六，阐明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指出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形式加以解决，并分析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对抗与非对抗的辩证法。
第七，对全书作了简单的总结，指出研究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为了反对和防止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矛盾论》精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矛盾论》的发表，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基础，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思想方法上的革命，有力地反对了危害革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
三、历史地位
1、《实践论》《矛盾论》使全党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了中国当时的形势和特点
毛泽东先后在1935年12月和1936年12月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又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两篇著作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对中国国情的分析非常准确和科学，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的哲学思想。1937年7、8月毛泽东又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把这些哲学思想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具体政策和策略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一思想又通过青年干部传播到了全党和全军，使全党全军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这一时期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扫清了思想上障碍。
2、为延安整风作了理论准备，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打好了思想基础
很长时期以来，党内一大部分同志相信党中央的具体决策是正确的，但又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走俄国革命同样的道路，甚至怀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一场农民运动而已，所以不能在思想上彻底消除疑虑。《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倡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两篇文章又指出了教条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共同认识论根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找到了哲学基础，使全党坚定了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信心，也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内再也没有出现过路线错误和斗争，消除了思想斗争带来的内耗。
四、现实意义
1、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理论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活力
中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世界观，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会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只有注入新的内容才能焕发出生命的活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换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对中国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时代的灵魂，使传统文化得到批判与扬弃，并创造与构建新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从而改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扎根。凭借这种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才能不断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过程并在一定客观条件下把握、选择自己前进的道路。凭借这种合乎人类进步，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世界观、价值观，才使中华民族具有空前凝聚力和进取心，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为我们革命和建设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与教条主义斗争的成果，以“两论”为起点毛泽东结合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方法论。正是有了这思想路线和这些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民主革命才摆脱了种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最后走向胜利。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一再证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就一定成功。遗憾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常常只把它当成一句口号，不去理解其丰富的内涵。更谈不上在实际中切实地贯彻执行了。其实我们建设时期的每一次错误都印证了这一点：由于我们不加消化地全盘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模式，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失去了活力；
在接下来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又照搬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作法，使一些改革流于形式或失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企业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作就能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可我们总是一再地犯“一刀切”的错误，错失了发展时机的同时也错伤了人民群众积极性。
3、 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分清主次，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杰出贡献。
阶级矛盾不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依然可以指导我们的改革，剥削阶级不存在了，但根据物质利益的不同，人可以分为不同的阶层。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前必须弄清楚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谁应该受到保护，支持者是谁，依靠力量是什么，会触及到谁的利益，这也是改革的首要问题。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入，如何兼顾各阶层利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避免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就是让改革的成果被最广大人民群众享用，我们相信党在新时期会在实践中对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有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