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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职业成熟度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Maturity and Locus of Contro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作
者:
徐放/谭明/方翰青
作者简介:
徐放(1968-),女,江苏常州人,常州幼儿师范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学前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心理、心理教育,江苏 常州 213164;谭明(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编审,江苏理工学院杂志社社长、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江苏 常州 213001;方翰青(1968-),男,江西崇仁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职业心理、心理测量,江苏 常州 213001
原发信息: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京)2014 年第 201430 期 第 33-38,44 页
内容提要:
探讨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现状及其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和“内控性、机遇及有势力他人量表”,对 305 名高职生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论:①高职生职业成熟度水平较高;②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家庭所在地和是否有打工经验上没有显著差异;③不同年级、不同控制源类型的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差异;④内控性、机遇、有势力他人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总分呈显著正相关;⑤内控性、机遇对高职生职业成熟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Maturity and Locus of Contro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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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心理控制源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15 年 03 期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4)0030-0033-06
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高职生作为大学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以专业技能和技术的培养为主,他们的就业压力也愈来愈大。除了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之外,高职生本身的职业成熟度也是影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控制源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格因素,也影响着高职生的求职心理与行为。本研究主要采用“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和“内控性、机遇及有势力他人量表”,对高职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估当前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状况及影响因素,充实职业心理学的内容,为高职生的职业生涯辅导提供理论基础;帮助高职生充分了解自己,促使他们完善与发展自我,以适应行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适应新的组织方式,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和对人才不断变化的要求;帮助高职院校了解当前高职生的职业心理状况,调整高职生职业生涯辅导的计划与方向,促进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发展。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来自常州以高职院校为主的大学城,随机抽取 400 名高职生发放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375 份,其中有效问卷 305 份,有效回收率为 76.25%。详细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
本研究使用张智勇(2006)等修订的韩国版《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该量表信度为 0.87。量表共 34 题,其中包括 6 个维度:职业目标(共 8 题)、择业价值(共 6 题)、职业自信(共 6 题)、职业自主(共 4 题)、职业参照(共 6 题)、亲友依赖(共 4 题)。采用 Likert 式五点量表进行评分:1、2、3、4、5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说不准”、“符合”、“非常符合”5 个等级。每一个维度得分的平均值为该被试在此维度的得分,六个维度得分的平均值则为该被试职业成熟度总体水平。
2.内控性、机遇与有势力他人量表
采用 Levenson 编制的《内控性、有势力他人及机遇量表》(IPC)。包含三个分量表:内控性、有势力他人与机遇。每个分量表有 8 个题项,共24 题,采用 7 级评分制,从-3(很不同意)至+3(很同意),计算总分时加上24 分以抵消负分,每个分量表的分值范围是 0-48。被试分量表得分,代表了其心理控制源的倾向。
(三)施测过程
采用集体施测方式,以相同指导语指导被试填写问卷。
(四)数据处理
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总体水平(表 2)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高职学生的职业成熟度进行分析,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平均分为 3.59,说明高职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处于较成熟的水平,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职业价值、亲友依赖、职业自信、职业参照、职业目标、职业自主。
(二)高职生职业成熟度不同维度的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1.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性别差异结果(表 3)
对不同性别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的各个因素及总分上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不同性别的高职生在职业自信、职业自主以及职业依赖上有显著差异。男生的职业自信与亲友依赖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的职业自主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2.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年级差异结果(表 4)
对不同年级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的各个因素及总分上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职业成熟度上有显著差异,且一年级高职生显
著高于二年级高职生。在六个维度上,一年级高职生在职业自信、职业自主与职业参照水平上显著高于二年级高职生。
3.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结果(表 5)
由表 5 可知,独生子女高职生与非独生子女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4.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不同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结果(表 6)
对不同家庭所在地的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进行差异检验,来自城镇的高职生与来自农村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5.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是否有打工经验上的差异结果(表 7)
由表 7 可知,有打工经验的高职生与无打工经验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6.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不同控制源类型上的差异结果(表 8)
将被试在有势力的他人与机遇量表上的得分相加,作为其在外控因素上的得分,根据四分位数将被试分为高外控、内外控、高内控三组。考察各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各纬度及总均分上的差异。
采用方差分析对不同控制源类型的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不同控制源类型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高内控者、内外控者与高外控在职业自信、职业价值与亲友依赖上存在显著差异。
经事后检验分析得知,高内控、内外控与高外控两两之间在职业成熟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高内控者的职业成熟度显著高于高外控者与内外控者。
(三)高职生职业成熟度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分析结果(表 9)
对心理控制源与职业成熟度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内控性、机遇以及有势力他人都与职业成熟度显著相关。其中,内控性与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职业参照显著相关;机遇与职业自信、职业价值、亲友依赖显著相关;有势力他人与职业自信、职业价值、亲友依赖显著相关。
(四)高职生职业成熟度与心理控制源各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10)
由表 10 可知,内控性与机遇进入回归方程,对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有显著预测作用。且 F 为 40.054,表明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2.997+0.014×内控性+0.009×机遇,内控性与机遇对于职业成熟度的联合解释率为 21.0%。
三、分析讨论
(一)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现状分析讨论
1.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总体情况讨论
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均数为 3.59,且各维度得分都大于 3,说明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中等偏上,与杨玲(2007)的研究结果相当,比孔巧丽、徐大真(2009)的研究结果显著提高。由于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快,学生很容易接触到一些有关职业的信息,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因此高职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较高。
职业成熟度各维度得分较高的是职业价值、亲友依赖、职业自信,较低的是职业参照、职业目标、职业自主。由此可知,高职生看重职业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其职业选择,并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有较强的信心。但是,在当下社会,“90 后”的学生被寄予较高的期望,生活问题由父母包办,使他们的独立性比较差,当他们面临职业选择时,缺少自主性,往往会迷茫,目标不清,倾向于依赖亲朋好友,进而盲目自信。另外,高职院校对于学生的职业指导,没有与高职生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难以深入直面学生真正的就业择业问题,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教育引导。这样可能导致高职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往往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薪水,而并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详细规划。
2.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性别差异结果讨论
对于职业成熟度的性别差异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谢雅萍、周芳(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男生的职业成熟度显著高于女生;孔巧丽、徐大真(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职女生的职业成熟度显著高于男生;雷浩、罗小漫(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生男女性别在职业成熟度上不存在
差异。这说明,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具有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三个维度上高职生男女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高职男生的职业自信和亲友依赖显著高于高职女生,但高职女生的职业自主性却显著高于高职男生。导致这一研究结果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本研究的被试都来自于常州市以高职院校为主的大学城。常州位于长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职业教育发达,信息流通较快,社会文明高度发展,重男轻女现象已成历史。“90 后”的高职生不论男女从小到大接受教育的环境几无差别,因此,他们在职业成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由于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高职男生承担的压力比女生更大,因此,男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不得不考虑更多的现实因素,为了尽快找到比较理想的职业,倾向于依赖父母亲友,以达成求职择业的目的,导致的结果是男生的职业自主性较低。第三,由于体能、人格特质等方面的差异,女生往往不如男生自信。虽然法律保护女性在就业时不能受到性别歧视,但有些用人单位的很多岗位还是把女性排除在外,导致高职女生的职业自信显著低于男生。
3.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年级差异结果讨论
已有研究中对于职业成熟度的年级差异讨论并没有统一的结论。祁丽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职业成熟度水平并不存在年级差异;薛继红(2011)、何进军(011)的研究则指出职业成熟度水平随年级增长而递增。
这表明,诸如时代特点、地域特点、样本容量等其他因素作为无关变量,很可能影响职业成熟度在年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级的高职生在职业成熟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一年级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显著高于二年级高职生。在职业自信、职业自主、职业参照等因素上,一年级高职生显著高于二年级高职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一年级高职生刚结束紧张的高三生活进入大学,对于未来职业的期待是出于他们认知、兴趣或者梦想,他们积极收集各种有关的职业信息,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掌握专业技能,希望将来在社会上能大展拳脚,因而更加自信、自主,也更乐于与自己向往职业的从业者结交,接触自己心仪的职业。其二,二年级高职生正面临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这是他们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对于其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父母、亲友和老师在这一阶段往往会参与到他们的职业选择之中,容易使他们陷入左右彷徨,难于决策的境地。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职生求职时将面临残酷的竞争,往往会使他们的职业目标暂时迷失、职业自信受到打击,职业选择陷入迷茫。其三,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很多高职院校对于二年级学生的职业指导往往不如一年级学生频繁而有效,二年级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职业自信、职业自主与职业参照要显著低于一年级学生。这恰恰说明,高职院校加强学生的职业心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项工作应该常抓不懈。
4.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结果讨论
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二者未达到显著差异水平。这与刘利敏(2009)的研究成果职业成熟度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一致。与郑海燕(2006)得出的非独生子女明显高于独生子女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究其原因,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不管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差无几,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累积,经验的丰富,他们对于自我、社会和职业的认知几乎没有明显区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减少。高职院校为学生提供了与同龄人充分交往的机会,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上不会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不会受到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影响。
5.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差异结果讨论
关于不同家庭所在地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差异研究,结论较为多样。何进军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城乡来源不同的女生在职业成熟度水平上无显著差异,而赵欣认为农村大学生的职业自信心高于城镇,谢雅萍(2008)认为城市学生因积累了较多的职业经验从而表现出较高的职业成熟度。本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城镇高职生与来自农村的高职生之间在职业成熟度以及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第一,社会在高速发展,苏南地区正在开启“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历史新篇章,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加快,城乡之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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