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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交融
1644 年 6 月 6 日，硝烟散尽的朝阳门外，多尔衮作为新王朝的主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明朝的文武百官，跑到距宫城五里外的朝阳门列队迎接多尔衮。多尔衮接受了文武百官的跪拜，也拿出了署理天下的胸怀，宣布明朝的官吏可以为新朝做事。随后，登上御辇[niǎn]，进入北京城。
多尔衮入武英殿理政，第一件事就是以皇帝的规制为崇祯皇帝发丧，声称明朝的敌人是李自成，而大清是来帮助大明的。既然来了，他们就不会走了，他们是紫禁城的新主人。
1644 年 11 月 7 日，已经改名的紫禁城太和门，一派王朝新气象。天空深邃而幽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登基，国号大清，定都北京。顺治二年，清廷完成了对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了一个“和”字。
出自于儒家经典的“和”，是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王朝的统治者此时最需要。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是跟随着《三国演义》在学打仗。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八旗兵战斗力强悍，所向无敌，但是全部满族人加起来，也是极少数。
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前提是，多数要认同少数，而认同的前提又是大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和为贵”。三大殿的改名，把儒家精髓“和”体现出来了，让被统治者觉得虽然皇帝变了，但并不是所谓的夷狄蹂躏了中原。
顺治八年，1651 年，紫禁城承天门重修竣工，改名“天安门”。第二年，厚载门改名“地安门”。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紫禁城皇城的所有城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和”与“安”反映出清朝执政者的愿望。
年轻的顺治皇帝成为入住紫禁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在寝宫乾清宫的殿中央挂了一块匾额——“正大光明”，这正是新王朝的治国宣言。不过，再美好的愿望也掩盖不了改朝换代的民族矛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仆后继的铁血抗争、惨烈对抗，震惊了紫禁城的新主人，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加柔性的治理方式。
顺治八年，1651 年，刚刚能够乾纲独断的顺治皇帝，几乎立即停止了满人贵族跑马圈地的政策。在汉族智囊指点下，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规避了重蹈元朝覆辙的风险。顺治九年，他亲率王公大臣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并亲行跪拜大礼。这场旨在显示满汉一家的运动，包括了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学习汉话、褒扬汉人的忠义，以及聘用著名文人领袖，来编修明朝历史。
顺治的儿子康熙，继续着这“和”的乐章，并让这声音更加和谐，宛如心声。康熙六次南巡，亲下江南，访贫问苦，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豁免钱粮。御舟经过，夹岸黄童白叟欢呼载道，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康熙一共去了五次，每一次都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块“治隆唐宋”的石碑，是康熙御笔亲题，当年不知暖了多少汉人士子的心。
康熙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寻求各级官员为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从康熙皇帝开始，一品大员开始任用汉人，上书房大臣也一改无汉臣的历史，汉人张廷玉历仕三朝，居首辅四十多年。各部的尚书、侍郎也都是满汉各半，汉人出任总督、巡抚的，也越来越多。
紫禁城的满族主人渐渐地参透了“和”的价值，尤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帝们，对于汉文化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
比起紫禁城，雍正皇帝从 1725 年起，更愿意住在离紫禁城 20 多公里外的圆明园。圆明园中的雍正皇帝，经常将自己打扮成汉族文人雅士的形象，寄情于山水。皇帝显然不介意人们看到他的这一面，他知道，人们会因此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亲切感。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的光影里，这件“珐琅彩兰花石纹碗”是淡黄地儿的。清代，黄色属于帝王家，象征德居中央。这件珐琅彩上面山石花鸟、诗书印章、风格儒雅。从今天留下来的雍正帝时期的瓷器来看，文人追求的自由和淡泊，或许真的是雍正帝内心深处的渴望。
不过，作为帝王，雍正帝一定有着更深远的用意，皇家教育的课表很能说明问题。老师都是当时最有声望的满汉学者。首先要学的是满文——皇家的母语，统治者不希望儿孙们忘本。然后是蒙文，蒙古人关系到帝国北疆的安定，与他们沟通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汉文化，那是皇家统治国家的根本。
皇子们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甚至医学。为康熙担任过翻译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经远神父，就曾教过皇九子胤[yìn]禟[táng]学习西洋文字。下午是骑射时间。祖先是马上得天下，因此皇家的子孙们也必须是战场上的勇士。
45 岁才登上皇位的雍正帝，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没有选择住在乾清宫，而是选择了一个深隐在乾清宫西侧，不引人注目的一个隐秘角落——养心殿。当整个帝国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养心殿暖阁里的雍正帝依然在批阅奏折，他每晚的睡眠时间甚至只有四个小时。在位的 4247 天里，他每天都要朱批十份奏折。在现存的四万多份奏折上，他的批语多达一千万字。
凌晨三点，紫禁城还在沉睡，养心殿的南墙外，乾清门广场西侧的北边，军机处的值庐灯火通明。军机大臣手执刚刚密封好的谕旨，焦急地等待着兵部来人。雍正七年，朝廷对西北用兵，军报往返频繁。由于内阁距内廷过远，办事效率低下且容易泄密，雍正皇帝因此而设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与养心殿相距只有 50 米，紧紧倚靠着养心殿的南墙，就像紧紧倚靠着皇帝。雍正皇帝正是通过军机处的高效运转，实现了国事的速议速办，并完善了一整套政务保密制度。从此，养心殿取代乾清宫，成为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有八位皇帝把养心殿作为自己日常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时间长达近 200 年。
清朝是越过长城取得天下的，所以，清朝的统治者对长城没有迷信。1691 年 5 月，当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时，康熙皇帝没有同意。
木兰秋狝[xiǎn]，是指每年秋季一边行军，一边操练，从北京赶到承德的木兰围场，在那里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清代魏源曾说，“我朝抚绥[suí]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
“避暑山庄”四个字是康熙帝写的，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山庄很大，比北京的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莽莽苍苍的真正山岭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康熙皇帝将秋狝行程中的热河行宫，逐步打造成满蒙汉藏以及各民族聚会的胜地和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皇帝会在如意洲上的延薰山馆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给予他们嘉奖与赏赐。乾隆帝也会在澹泊敬诚殿里接见大臣，处理朝政。
白天，康熙皇帝会和蒙古王公们在试马埭[dài]跑马引弓，小型围猎；晚上，万树园里篝火处处，酒肉飘香，人笑马嘶。北方来的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在这里宾至如归，他们不需要忍受北京夏季的炎热，紫禁城也不用担心他们可能带来的疫病。
康熙皇帝摒[bìng]弃了沿袭数千年的长城情结，把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至巴尔喀[kā]什湖、南抵鄂尔多斯、北达贝加尔湖、西南到青海的蒙古诸部，使其众志成城。“不修长城建围场，旷世之举固北疆”，康熙皇帝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构造起一道独特的长城。
冷兵器时代，长城的目的在于抵御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侵袭。但是这种功能，取决于中原王朝自身的强弱，一旦王朝没落，长城形同摆设。从古至今，它都没有能够阻挡匈奴人、鲜卑人、蒙古人、女真人南下的铁骑。
无论军事上的威慑力，还是情感上的凝聚力，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两手都很硬。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软实力”，在清朝是不存在的，但清朝上升期，处理内外军政大计的手法，确实带有鲜明的软实力运用色彩。当一个王朝知道怎样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时，无形的长城就绵延万里。
乾隆帝的韬略雄才，丝毫不逊于他的祖父。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是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外的大手笔，“修建一座庙，胜养十万兵”。普宁寺，是为纪念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两次叛乱，与厄鲁特蒙古四部在避暑山庄会盟而建，仿照西藏桑耶寺，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意思是希望全国各民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
数代以来，天山北部准噶[gá]尔汗国，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帝国的西部，窥视着内地，一直是大清最大的威胁，让最高统治者席不安枕。准噶尔蒙古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一支，他们有很多称呼，比如“西蒙古”、“厄鲁特”和“瓦剌”。尽管大清对他们恩抚有加，准噶尔蒙古却总是叛而复降、降而复叛。他们一日不诚心归降，清王朝的西部就一日存在着被割裂的威胁。
由郎世宁和王致诚、安德义等一起绘制的铜版组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描绘了清兵平定西北战事的主要战役及始末。那是一场野蛮而真实的厮杀，清军荡平准噶[gá]尔叛军的营地，仓皇的叛军从倒塌的帐篷中逃出，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画面中，还有天山以
南回部叛军用俄制武器“图拉”对抗清军骑兵的弓和茅。而抢夺战利品的情景，在传统中国战争画中从未出现过，但这就是战场的事实，也是重要的历史细节。这组战争史绘画对战场的记录，远比文字更为生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战争实况图记。
清朝对准噶[gá]尔的战争，历经康雍乾三朝，最终，在乾隆皇帝四十八岁这一年，准噶尔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乾隆皇帝把这一片故土命名为新疆,中国西部的版图得以最终确定，清朝的国土面积由此达到了最大化。乾隆皇帝曾经说，“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这种坚定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情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平定准噶尔叛乱，完成西北边疆最终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标志着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历史上的盛世高峰。
普陀宗乘[chéng]之庙，是乾隆皇帝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因此又叫“小布达拉宫”。公元 1771 年，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了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难万险，胜利返回祖国的土尔扈[hù]特部首领渥[wò]巴锡。
乾隆三十九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英国人进入日喀则，要求和西藏订立商约。六世班禅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以未经清朝皇帝批准而予以拒绝，态度鲜明地表示，西藏是属中国大皇帝管辖，须听命中国皇帝。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是外八庙中最后修建的一座，是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来承德而建，形制和规格都是最高的。
从康熙帝到乾隆帝，复杂冷酷的政治博弈、金戈铁马的军事对立，就这样转化成了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庙宇，消解在烟水葱茏之中。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清朝这些皇帝们追求统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整个历史来看，真正发展到高峰的是康乾盛世，国土面积达到 13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历史上空前没有的。
站在神武门城楼上眺望，雨花阁是故宫西路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它是乾隆十四年，由青海的三世章嘉活佛，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主持修建，四条藏式鎏金龙金光闪闪飞跃于脊上，是清宫中唯一的汉藏合璧式建筑。作为清宫里唯一一座皇家佛寺，雨花阁算得上故宫博物院最神秘的地方。
在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cáng]法器展”上，我们有幸可以和珍藏的皇家佛寺中的珍贵文物隔窗相望。113 件文物大多是乾隆时期的艺术精品，工艺精湛，用材考究，装饰奢华，珍贵稀有，深藏宫中，极少展出，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故宫。每一件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以及掀动历史的精彩故事。
早在 1652 年 12 月，五世达赖喇嘛带领 3000 僧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了他。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详细记述了入京觐[jìn]见皇帝的情形，“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他仅一尺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布达拉宫里，由藏族画工所绘的壁画，真实记录了顺治皇帝会见五世达赖喇嘛时的情景。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
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这些瓶，藏语叫做奔巴，也叫金瓶，最著名的奔巴瓶，就是金瓶掣[chè]签的那一只。金瓶掣签制度，是乾隆时期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
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延续至今。
乾隆年间，清政府还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这些展出的法器，融合了汉、满、蒙、藏等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或被皇帝握持在手中，或摆放于皇家佛堂之中，是多民族融合交流最好的见证。
江南，始终是乾隆魂牵梦萦的地方。乾隆花园四进院落的最深处，不引人注目的倦勤斋，就藏着乾隆皇帝关于江南的所有梦想。竹黄花鸟、山林百鹿，众多的竹黄工艺、竹丝镶嵌、髹[xiū]漆工艺都是在江南完成的，渗透着江南草木泥土的芳香。
倦勤斋的夹纱一律是双面绣槅[gé]扇心，图案是缠枝花卉，配色也十分清雅，浓淡相宜。温润缱绻[qiǎn/quǎn]的色彩，行针运线的精巧，都出自江南女子的纤纤素手，丝丝缕缕的江南情愫，在倦勤斋受保护和修复的双面绣里，不着痕迹地被绣了出来。手，无比精巧地唤醒了物质材料的神奇，外观朴实的倦勤斋，内里的修饰摆设却处处透着精心和讲究，唯有皇家才能为之。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在汉文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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