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走出滥情泥淖，走向理性清明,供大家参考。
走出滥情的泥淖，走向理性的清明 ————2015 年高考作文命题综评 作
者：
余党绪
作者简介：
余党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海 200124）。
原发信息：
《语文教学通讯》(太原)2015 年第 20159A 期 第 69-73 页
期刊名称：
《高中语文教与学》 复印期号：
2015 年 11 期
一、命题的人本关怀与写作的内省追求
高考作文 30 多年，从生硬的政治响应，到抽象的道德说教与玄虚的哲理阐释，再逐步聚焦于具体的人文思考，命题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历史段落，而其走向越来越清晰：人本关怀和思维考量的权重越来越大。
传统写作是政治话语或道德话语的天下，修齐治平，诚意正心，或为君王献策，或代圣人立言，个人的话语空间极为有限。在此传统的熏染之下，我国的高考命题基本上是道德说教与哲理玄思的一统天下，市面上流行的优秀作文，大多是些聪明讨巧的应制之作，颇有《菜根谭》《呻吟语》《增广贤文》的遗风。归根到底，不过是孔孟、老庄、佛禅的现代版。
请看 2005 年的湖北省高考作文题：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以上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则文字，论述了诗人观察和表现宇宙人生的态度和方法。其实，这则文字所含的思想，对我们为文、处事、做人以及观赏自然、认识社会，都有启发。
对于生死、穷达、出入、进退、得失，绝大多数考生都是一肚子的隔膜。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空谈。教学意义上的写作活动，若不能切入学生的人生思考与现实的生命体验，至少它的育人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情况正在转变——抽象、玄虚的命题明显减少了。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苗头。比如 2009 年江西卷的“兽首拍卖”。
这不是我欣赏的题目，但其独到的用心却让人欣喜。蔡铭超究竟是“恶意破坏规则”，还是一雪国耻的“民族英雄”？能够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开明。将考生带入如此尖锐的观念冲突中，就是要引导他们用开放的眼光与理性的态度，来思考爱国主义与民族义愤的现代内涵。这样的写作，仅靠宏大的爱国高论和非理性的爱国逻辑，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如果说曾经的江西卷尚是“一枝独秀”，那么，2015 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则在整体上呈现出关注具体问题、关注现实人生的势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分量最重的全国卷带了一个好头。
不妨比较一下 2012 年的北京卷与 2015 年的全国卷。
老计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模典范，在浮躁喧嚣的今天，也是货真价实的英雄。对老计，我们充满了感激与敬重；但将老计作为一个写作话题，留给考生的表达空间就非常有限了。除了讴歌和赞颂，他们还能说什么呢？假如有考生说，我敬重老计的劳动与付出，但我不想走老计的路，这会不会被看作不恭和亵渎呢？十八九岁的孩子，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老计的价值？有几个人能与老计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万一一面歌功颂德，一面不以为然，这命题岂不是为考生设置了一个心理与道德的陷阱？
2015 年的全国课标甲卷，立意则如春风拂面：
当代风采人物评选活动已产生最后三名候选人：大李，笃学敏思，矢志创新，为破解生命科学之谜作出重大贡献，率领团队一举跻身国际学术最前沿。老王，爱岗敬业，练就一手绝活，变普通技术为完美艺术，走出一条从职高生到焊接大师的“大国工匠”之路。小刘，酷爱摄影，跋山涉水捕捉世间美景，他的博客赢得网友一片赞叹：“你带我们品味大千世界”“你帮我们留住美丽乡愁”。
这三人中，你认为谁更具风采？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作文，体现你的思考、权衡和选择。
这三个人职业不同，成就各异，人生取向也不相同，但都是响当当的“风采人物”。有人质疑，既然都是“风采人物”，还有什么值得“思考、权衡和选择”的呢？显然，质疑者忽视了个体的认知差异和选择权利。每一个成功者、每一个高尚者都值得敬仰，但我们不一定愿意认同和
效仿，就像上文中的老计。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个体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多元性。承认每个个体的价值和权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命题特别强调“思考、权衡和选择”，鲜明地体现了命题者高远的用意与良苦的用心——“思考、权衡和选择”的过程，就是一次与风采人物对话的过程，也因此而成为一次自我审视和省察的过程。
与此异曲同工，但略显幼稚的，是北京卷大作文（1），要求以“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为题，写一篇记叙文。为了避免生硬的说教和空洞的议论，命题从内容与文体上作了限定：虚拟与英雄人物生活一天。只有对“英雄”的行迹有充分的了解，对英雄的精神有一定的理解，才能写出这一天的“生活”，写出英雄的精气神。命题特别强调“他们也不乏儿女情长，有普通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眷恋”，这就要求你写的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某种精神与道义上的抽象符号。表面看，写的是英雄，写的是英雄的某些品格或精神；但因作者与英雄构成了一种虚拟的对话关系，实际上写的是作者自己。对英雄的理解，折射的是作者对自我的理解与期许，在写作上必然导向考生的内省和自视。
这让我想到 2008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入学作文试题：
想象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这个命题希望将历史、人物、知识等因素聚合在一起。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人而不是那两个人做父母呢？显然，考查的是写作者自身的价值观，以及对自我价值观的解释。
谈的是别人的事，说的却是自己的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本关怀。在我看来，那些用群体的价值替代个体的意义，将个体的声音淹没在群体大合唱中的所谓人本关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人，只有具体的人，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是人文关怀的终极对象。当代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弘扬个体的独立与自主、个体的自由与尊严、个体的劳动与创造，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
抽象的道德说教和哲理宏论，其实已经先在地架空了主体的思维，挤占了主体的思维空间，抹杀了主体精神的意义。相反，命题的人本关怀，恰恰就在于激活学生的情思，让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充分表达，个性表达。考试是被动的，但写作却可能因命题的人本关怀而变得主动。
无论是日常写作，还是高考写作，写作的主体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学生。他们不是写作机器，不是任人摆布的应试者，他们有自己的情怀、自己的个性、自己与众不同的背景。命题若不能触动他们的个体意识，使得他们的文化积累和思想积淀有重组与表现的可能，让他们在被动的测试中寻觅到主动表达的机会，那么，这个命题在本质上还停留在科举考试的“入彀”水准上。不妨作一个比较。2014 年的上海卷是一个关于“自由”的命题：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巧合的是，同年的法国高考作文题也与“自由”有关：
拥有选择权是否就意味着自由？
上海阅卷组负责人周宏在比较了上海与法国的命题后，这样表达他的看法：“上海卷从材料和写作要求中体现的是‘我要你思辨’，而法国卷是‘我要思辨’；上海题的限制太多，而法国是尽量开放；上海卷的导向很明确，但法国卷却隐去导向。”
这话说到了根子上。事实上，日常我们把学生当作学习机器，高考时我们把他们当作考试机器，我们呼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但绝大多数时候，学生根本得不到“本”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样的蛮横在 2015 年的命题中还能依稀看到。比如湖北卷的作文材料：
泉水在地下蓄积。一旦有机会，它便骄傲地涌出地面，成为众人瞩目的喷泉，继而汇成溪流，奔向远方。但人们对地下的泉水鲜有关注，其实，正是因为有地下那些默默不语的泉水的不断聚集，才有地上那一股股清泉的不停喷涌。
这个命题意在阐释量变与质变、积累与飞跃、厚积与薄发的关系。遗憾的是，命题刻意用了一个“但”字，一个“其实”，一个“才”字，抑扬褒贬，尽在其中。结果，将一条肆意奔腾的大河变成了一条狭隘逼仄的小溪，回到了 2012 年北京卷的老路上——它呼应的不过是“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之类的庸俗哲学，以及“大丈夫能屈能伸”之类的不乏市侩气息的圆滑世故的人生技巧。当然，做个默默无闻的“庸众”，似乎也在命意之中。
命题脱离社会现实，远离学生实际，不仅立意陈旧，而且命意单调，剥夺了个体反思与省察的可能。
二、命题的理性化倾向和写作的思辨性考量
思辨、批判性思维、公共说理……这是近几年命题与写作中的热词，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在过去，因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缺失，人们常混淆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界限，容易将私人生活的习惯与规则扩展到公共领域，造成了很多错位与乖谬。在高考命题中，比较刺眼的，就是将个体情感公共化，将私人化的情感纳入公共考试的范畴，以冰冷的标准来蹂躏个体的情感。
“抒情”几乎是安徽卷的标识。2007 年，他们“提篮春光看妈妈”；2008 年，他们“带着感动出发”。无论是“感动”，还是“一篮春光”，都满足了这个时代的“滥情”需要。但不要忘了，情感是私人的、隐秘的，个体间的差异无异于天壤，而且，情感也很难说有好坏、贵贱、是非之别。一旦纳入公共考查的高考，且按相对单一的标准评判分数，问题就来了。以“母爱”为例，人皆有其母，但未必人人都体会过“母爱；。对于孤儿、弃儿这样的群体，这个题目是否太残酷了？倘若某个“弃儿”写“提篮春光看妈妈”，他究竟该怎样着笔呢？他若真实地表达了对“母爱”的另类理解，会否被考官们判为感情不健康呢？进一步追问：考官你又凭什么判断人家的情感是否健康？
至少，这样的题目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为文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声情并茂，最让人别扭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文而造情。情感是珍贵的东西，但也是危险的东西，它容易伪装与包装，容易煽动与鼓动，容易沉溺和蛊惑。在人类历史上，不乏个人或者整个民族被邪恶的感情所鼓动而陷入迷狂和疯癫的记录。伪装的、缺乏道德和理性基础的情感，往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情感贵在一个“真”字，但恰恰在这个“真”字上，我们常常无从判断，无法判断。批阅学生作文，很多老师不太吝惜“感情真挚”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缺的，就是那双洞穿真伪的“慧眼”。同样，命题若要在感情上做文章，必须慎之又慎。否则，逼迫学生“伪抒情”，“抒伪情”，甚至为文而造假，命题的道德风险就大了。1998 年高考作文题为“战胜脆弱”，竟然出现了“一篇‘战胜脆弱’作文，考生们写‘死’了30 万人”的奇观。当我们埋怨考生撒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反躬自问，是不是我们的命题出了问题？
退一步讲，即便考生表达的感情是“真”的，也未必一定是健康、理性、合乎道德、合乎公共利益、应该推崇和奖励的。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有许多自私自利的爱，尤其是父母之爱，有的甚至是相当自私、盲目和狭隘的。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本能感情的局限，将狭隘的爱转化为大爱与博爱。
不是说情感不重要，而是说情感不适合纳入公共考试，不适合设置标准答案，不适合作一刀切的阉割。能够通过考试检测的，主要还是一些公共知识与公共逻辑。
2015 年的高考作文命题有两个与亲情相关。一个是全国课标乙卷女儿举报父亲，另一个是重庆卷残疾母亲的乘车遭遇。这两个题目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似乎否定和差评居多。但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可圈可点的命题，直到今天，我依然一如既往地肯定它们。我不得不说，它们让我眼前一亮。
命题设置的冲突是尖锐的，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将私人化的情感置于公共的社会空间，但又超越了私人情感的局限，引导考生审视“私情”与“公理”的矛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隐”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它发乎人性，合乎人情。但同时，“隐”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又有着天然的破坏性。尽管传统中国鼓吹“以孝治天下”，鼓吹“父子相隐”，依然消弭不了“隐”在伦理与法律上的尖锐矛盾。《史记》就记载有这样的故事：石奢父亲杀人犯法，石奢陷入了忠孝不能两全、情法不能兼顾的境地。他先放走父亲以尽孝心，再拔剑自刎来表白忠心，用性命实践了“父子相隐”的德行。足见冲突之尖锐，结果之酷烈。
或许意识到了“隐”的复杂性，命题者在措辞时几乎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战战兢兢，避免将问题简单化，避免伦理上和法律上的误导。首先，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这是公共空间，遵循的应该是国家法律和公共规则；其次，小陈是在父亲“屡劝不改”“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举报的，而且是通过“微博私信”举报的，保护了父亲的名誉和脸面。换句话说，小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借
助公共权力的干预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维护了公共安全和利益。
小陈的行为有悖于传统意义上的孝道，但也与我们厌恶的忤逆与叛卖不同。有人说小陈是“大义灭亲”，其实谈不上“灭”，只是一场“兵谏”而已。这样的行为有人质疑，有人赞叹，并不奇怪。事实上，无论是赞叹还是质疑，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行为本身有其复杂性，很难用道德高调或者法律准则“一言以蔽之”。作家梁晓声评论说，“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没有争论的价值，而出题人意在引导争议性，明显是脑子进水。”对于梁晓声先生的断言，我不能认同。恰恰相反，不是命题人要“引导争议性”，故意挑起争端，而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性”。只要看看网友们对小陈的评点和随后发生的人肉事件，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不是一句“脑子进水”就可以盖棺论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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