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为全球滞胀到来做好准备,供大家参考。
为全球滞胀到来做好准备
1965 年 11 月 17 日，英国政治家伊恩·麦克劳德（ Iain Macleod ）
在 英 国 议 会 发 表 讲 话 (Nelson and Nikolov, 2004): “ 我们现在处于两个世界里最坏的情形-不只是通货膨胀或是经济停滞，而是两个都有。我们处于一种 ‘ 滞胀 ’ 的情况。历史，在现代语言中，真的正在被创造。
” 伊恩·麦克劳德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他所创造的“滞胀”一词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他于 1970 年 6 月 20 日就任英国财政大臣，一个月后的 7 月 20 日死于任上，年仅 56 岁，是迄今为止英国在任最短的财政大臣，而受到多数人关注的“滞胀”要到 70 年代中后期才发生。本文写作时，“滞胀”这个词也正好是 56 岁。但和它的创造者命运恰恰相反，“滞胀”在 56 岁时面对的将不是骤然死亡，更可能的是卷土重来。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图 1），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前期“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时期，全球通胀水平平均接近 11%的高位，全球经济增速仅为 3%,并且经历过两轮明显的衰退。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 20 多年间“高增长、低通胀”的“大缓和”阶段，全球通胀水平回落至6.1%，经济增速则上升至 3.4%。2008 年金融危机后至新冠
疫情暴发这十年“低增长、低通胀”的长期停滞时期(Summers，2014)，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仅为 2.7%，通胀水平进一步回落至 3.2%。在过去两年多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全球经济很有可能即将面对“滞胀”的卷土重来，也就是 新一轮的“ 低增长、高通胀” 组合。
接下来，本文首先将回顾 1970 年代滞胀的经验教训，然后描述近期增长和通胀的情况，接下来分析为什么全球可
能面临新一轮滞胀，最后讨论对我国的影响和政策建议。
0 1970 年代滞胀：
供给侧冲击和错误的货币政策应对
一些基本事实 1970 年代的“滞胀”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美国，但事实上当时不少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较高水平的通胀和较为疲弱的增长。从时间上看，滞胀特征比较突出的时间是从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至 1980 年代初。
纪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 0 70 年代呈现出明显的“ 两高一低” 特征。其中，“ 两高” 为“ 高通胀” 与“ 高失业率” ，“ 一低” 为“ 低增速”。美国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年均实际 GDP 增速为 4.5%，至 70 年代滑落至 3.2%。通胀率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前期不及2%的水平，到 80 年代初接近 15%。失业率在 60 年代末一直在 3.5%的低位徘徊，但到整个 70 年代，美国年均失业率高达 6.2%。
的 其他主要的 D OECD 经济体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对比欧盟、英国、日本和德国四大经济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表现来看，英国的滞胀情况最为严重，德国表现最为平稳。英国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退，滞胀风险突出。其 1974 年和 1980 年的 GDP 增速均降至-2%以下。
通胀水平在 1975 年飙升至 24.2%，在 1980 年达到了 18.0%的高位。
欧盟也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高通胀和衰退趋势，但程度均弱于英国。
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日本的 GDP 增速和通胀率在1974 年分别达到-1.2%和 23.2%，滞胀程度不亚于英国。但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日本的 GDP 增速和通胀率在受冲击当年（1980 年）仅为 2.8%和 7.8%，并在次年恢复至 4.2%和4.9%，几乎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滞胀风险。相对而言， 德国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表现最为稳定，两次石油危机时期的通胀率始终保持在 5%左右，没有明显的滞胀风险。
滞胀发生的经验教训 尽管对 1970 年代滞胀的原因仍然存在分歧，但学术界总地来说还是形成较多共识。从理论的角度说， 滞胀的发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必要条件是负面的供给侧冲击。负面的供给侧冲击，引发总供给收缩，进而导致产出下降、失业增加同时通胀升高。
在供给冲击的情况下，产出和价格反向而行，“ 滞”和“ 胀” 才会同时发生。这与通常的需求侧的冲击不同，总需求冲击下产出和价格同向变动，“滞”则不“胀”，“胀”则不“滞”。
1970 年代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两次石油危机和粮食价格危机所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1973 年 10 月，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欧佩克原油价格暴涨 300%。根据 Blinder 和Rudd（2008）描述，美国因为以国内原油占主导，炼油商购置成本（RAC）仅翻了一番。传导至零售端的能源价格上涨45%（年化），并最终在宏观层面直接推动美国 PCE 通胀率上升 2.5 个百分点。70 年代末的中东战争带来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再次飙升，1978-81 年间 RAC 指数上涨了两倍，但能源价格上涨对宏观通胀率的贡献较第一次更弱，持续时间也更短。
与此同时，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都伴随着大规模的粮食价格危机，诱发因素包括恶劣天气和农业病害等。第一次粮食
价格危机冲击较大，食品价格指数在 1973-74 年分别同比上升 20.1%和 12.1%，对总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分别为 4.5 和 3个百分点。在 1978-80 年发生的第二次粮食价格危机冲击较弱，但食品价格同比增速也保持在 10%左右的高位，期间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约在 1.7-2.0 个百分点。
而且，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还向其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传导，推高美国国内的核心通胀率。根据 Blinder 和 Rudd（2008）的测算，在 1973-74 年间，食品和能源价格对核心CPI 通胀率贡献了 2.5 个百分点，对核心 PCE 通胀率贡献了1.5 个百分点。在 1978-80 年间，供给冲击对 CPI 和 PCE 核心通胀率的贡献均超过 3 个百分点。两次供给侧冲击消退后，通胀仍高于冲击前的水平。
第二个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应对失误。如果仅仅供给冲击，冲击一旦过去，经济应该较快恢复正常增长，通胀也应该回归常态。但 1970 年代的滞胀前后长达十余年，不少发达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两位数，而且滞胀最终是以沃尔克强势收紧货币政策和二战后到那时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衰退才得以终结。这种现象并非单靠供给冲击能够解释。事实上，对于货币主义者而言，任何通胀最终都是货币现象，没有货币政策的失误，高通胀不可能出现，所谓滞胀也就不可能发生。
学术界对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为什么犯错误和犯了什么错误有不同的假说（见 Bordo 和 Orphanides, 2013），但
最终的结论似乎都是储 美联储 0 1970 年代的货币政策在通胀面前显得过于宽松，最终导致通胀预期失控，因此尽管经济增长乏力但通胀却始终处于高位，也才有了滞胀。
衡量美联储的政策错误有很多方式，一个简单的方法（也是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就是 比较一下美联储实际采用的政策利率和根据泰勒规则并且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倒推出来的政策利率之间的差距。
从图 4 可看出，虽然有效联邦基金利率（EFFR）在整个70 年代期间一直处于上升区间，但却一直显著低于基于泰勒规则估算的政策利率值。这反映出美联储虽然看似在收紧货币政策，但加息的幅度根本达不到抑制通胀的水平，货币政策滞后于通胀曲线，货币政策事实上仍过于宽松。这样的结果是，通胀未能受到有效控制， 而且通胀预期也无法有效锚定，不断走高。图 5 是 Groen 和 Middeldorp（2003）倒推出的 10 年期通胀保值债券（TIPS）的隐含通胀率，可以作为通胀预期的一个度量。非常明显，整个 1970 年代美国的通胀预期处于失锚状态，特别是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通胀预期呈飙升态势。最终，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必须数次激进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升至 20%以上，才得以真正的收紧货币政策，最终压下通胀、重建信誉，但也付出极大的代价，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到那时为止最为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一度高达 10.8%。
与美联储相映衬的是德国央行。德国一样面对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带来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高涨，但德国并没有在1970 年代经历高通胀，经济增长尚可。Beyer 等（2013）比较了德央行和美联储、英央行的货币政策，发现德央行的政策事后看是始终严格遵循泰勒原则，政策利率保持了非常强的连续性，对偏离通胀目标的增长差具有很强的纠正倾向，但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并不显著，也就是说 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央行始终坚持把控制通胀作为最重要的任务。Ito（2013）
对日本央行的行为也进行了回顾，认为日本央行在第一次石油价格危机期间容忍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从图 6 可以看出，日本贴现率在通胀上升至 9.4%的高位后才有所反应。
但在第二次石油价格危机期间也采取了锚定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在通胀趋势尚未显性化时就及时介入，使得通胀没有出现像第一次那样的飙升情形。由此可见，面对类似的供给侧冲击，货币政策应对的对与错对于事后的结果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回顾 1970 年代的“滞胀”，不仅是因为这可能是现在经济
史上仅有的带有全球性质滞胀的案例，也是因为当前全球经济面对的问题与 1970 年代有着一些类似之处。虽然不少分析人士仍觉得“这一次会不同”，但有一点也许是明确的，全球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现实的“滞胀”风险。
即将到来的全球滞胀？ 本文所说的全球滞胀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间范围内（例如未来 2 年到 5 年）全球经济处于较低增速和较高通胀的状态。这有别于在经济周期的时间尺度内（例如未来 6 个月到1 年）短暂出现经济减速和通胀高企并存的状态。换言之，本文所说的“ 滞胀” 描述的是一种中长期的持续状态，既不是周期转换时增长下行和通胀上行短期走势的错位和交叉, , 也不排除其间会出现短期的恢复性增长和通胀下行。
从对各种因素的分析看，全球滞胀的可能性已经显著增加。而且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似乎很难有 很好的办法来降低这种风险。
全球通胀处于多年来高位，经济减速已经难以避免 伴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性影响，以及乌克兰冲突、发达国家政策进一步收紧、需求端热度消退等因素，全球“滞”“胀”倾向进一步加深。
从“ 滞” 的角度看，主要国际机构近期纷纷下调全球 GDP增速，显示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世界银行 6 月 7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 2022 年的全球 GDP 增速从年初预测的 4.1%下调至 2.9%。其中，发达经济体的 GDP增速从 3.8%下调至 2.6%，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从 4.6%下调至3.4%。6 月 8 日，经合组织将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4.5%下调至 3%，同时预计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 2.8%。
分国别来看，俄乌冲突爆发后，主要国际机构对欧洲的增长前景更偏悲观。IMF 在 4 月下调了主要经济体在 2022 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其中对德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下调幅度较大，分别为 1.7、1.1、1.1 和 1.0 个百分点，对美国、中国和印度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小，仅为 0.3、0.4 和 0.8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 6 月的预测中，进一步下调了对主要经济体的增速预测，欧元区、日本、印度、美国和中国分别较年初的预测值下降 1.7、1.2、1.2、1.1 和 0.8 个百分点。
从“ 胀” 的角度看，2022 年 4 月，全球通胀水平高达 7.8%，这也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从 2021 年初开始快速爬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分别从 2021 年 1 月的 0.5%和 3.1%，到 2022 年 4月攀升至 7.0%和 9.4%。其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处于40 年来的历史高位。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来看，美国、德国和英国的通胀率分别从2021年1月的3.8%、2.4%和2.5%，到 2022 年 4 月攀升至 8.4%、7%和 7.3%。2022 年 3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各大经济体的通胀走势更趋陡峭。
分商品类别看，2022 年 5 月，世界银行的能源价格指数
高达 160.9，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86.5%。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达到了 159.0 的历史高点，同比增长 24.6%。从主要商品价格来看，2021 年 3 月至 2022年 2 月期间，全球布伦特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月均水平同比涨幅分别高达 87%和 187%，玉米和小麦价格的月均价同比涨幅分别为 56%和 26%。自 3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和小麦价格进一步飙升。2022 年 3-5 月，天然气和小麦价格的月均价同比涨幅分别高达 252%和 125%。
从房价走势来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按实际价格计算，当前全球房价比金融危机后的平均水平高出 27%，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分别高出 37.0%和 19.2%。分国别来看，印度、加拿大、德国、美国和土耳其的实际房价涨幅均超出金融危机时期平均水平的 50%。
疫情暴发后，全球房价增速更是显著高于 0 2010 年以来的趋势。2021 年四季度，全球实际房价同比增长虽较三季度略有放缓至 4.6%，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发达国家的实际房价增速甚至已连续多个季度超过 7.5%。朱鹤和孙子涵（2022→朱鹤、孙子涵：部分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超 2008 年危机前的峰值水平）指出，目前部分欧洲国家的房价甚至已明显偏离基本面。
如果仅仅只是经济周期转变过程中暂时出现高通胀和经济减速，虽然也会给经济和宏观政策带来不少困难，但走出这种短期痛苦的代价不会太大，可能就是一次正常的经济衰退。如果运气好，甚至可能实现软着陆。但根据前文对 1970年代“滞胀”的回顾， 全球经济目前又处于供给侧冲击和（很可能）错误的货币政策应对的组合之下，因此陷入比较持续“ 滞胀” 的风险大大提高。
供给侧的完美风暴
从供给侧看，全球经济正在面临短期和中长期供给冲击的完美风暴。就 短期的供给冲击而言，主要是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新冠疫情的影响及其对全球产业链产生的短期冲击。新冠疫情暴发两年多以来，疫情一直用各种方式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第一、各国为控制疫情所采取的控制行为对人流和物流都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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